西来大学任教

在洛杉矶西来大学宗教系，我担任教授一职。这份工作让我得以深入研究宗教，并与学生们分享我的知识和见解。身处这个学术气息浓厚的环境中，我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，这些交流激发了我的新思维，使我的教学更加丰富多彩和有趣。

回望我走过的学术之路，既有欢笑也有泪水。那些日子里的许多往事，都值得我慢慢品味。这一切，也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教学时光。

父亲之友的工作

张毅先生是父亲的友人，他曾在京参与季羡林先生主持的《大唐西域记校注》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张毅先生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接受了在四川的翻译任务。这证明了他的专业才能得到了肯定，并推动了他的学术生涯向前发展。在那个充满学术氛围的环境中，众多学者齐心协力，致力于学术研究。

他的努力，在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方面，对我产生了触动，激发了我对学术探索的持续追求。

李约瑟的要求

李约瑟教授在其著作《中国科技史》第一卷的序言中提到，撰写一部全面的中国科技史，作者需满足六个关键条件。首先，作者需具备扎实的科学基础。其次，对欧洲科学史有深入了解，包括其社会与经济背景。这六个条件构成了一个全面的要求，对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较高的标准。

我认识到，若想从事深入的学术探究，必须具备宽广的知识视野和坚实的专业功底，这为我科研之路指明了方向。

资料的波折

我给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写信并汇款，请求提供资料，却不幸的是，对方将复印的资料错误地寄送到了四川大学。直到第二年我学成归国，才最终收到这些资料。这段经历让我既焦急又感到无奈，因为学术研究离不开必要的资料支撑。

这让我意识到，搜集资料时可能会遭遇种种不测，我们需保持耐心，绝不能因小困难而终止探究。

译稿交付与教育模式

1990年年末，我将翻译好的稿件提交给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。自1950年代起，我国教育全面模仿苏联模式，仅保留了研究生这一学位，取消了硕士和博士的头衔。这一现象体现了那个时期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。

在那个教育氛围中长大，我深刻体会到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之处和重要性，这也让我对目前更加成熟的教育体系心存感激。

考学与推荐

1992年春天，川师大的领导批准了我前往北京参加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考试。然而，我并未学习过哲学专业，若要报考东方哲学博士，寻找愿意为我写推荐信的人便成了棘手的问题。幸运的是，通过已故的邓忠伦同学，我结识了骆天银教授，他欣然答应成为我的推荐人。

关键时刻，朋友和贵人的援手至关重要，这份情谊我牢记在心。它使我坚信，只要持有信念和毅力，定能战胜一切挑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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